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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正翔2018年12月05日
當代藝術，如何看：藝術家觀點，帶你看懂作品 關於藝術書寫的中文書有兩本，一本是《如何書寫當代藝術》，這是比較入門的手冊，列舉了很多寫作者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不同藝術文類的寫法。另一本《當代藝術，如何看》乍讀之下有點吃力，因為文字很個人，思想密度極高，並牽涉許多藝術內面的問題，
內容簡介
一九七○年，巴特宣稱日本將是符號產製與消費的終極國度。
如今，將此書置於日本戰後重新崛起、各類商品風行全球的脈絡，會發現巴特或許無心插柳，卻極為精準地預言了日本當代文化經濟的核心構成：操作符號、製造意義、深植人心。
這對與日本有著深刻複雜關係的我們來說，正是重新探究日本有別於歐美、「另類現代性」的一個閱讀起點。
日本是書寫的國度，羅蘭．巴特在日本邂逅了最貼近他理念與狂熱的符號系統。
日本最能遠離西方符號驅力在我身上引發的一切厭惡、惱怒、拒斥。日本的符號很強烈：令人激賞地井然有序、安排得宜、標示清晰，保有自主，從不西化或理性化。日本的符號是空的：它的符徵逃逸了，在這些無償支配一切的符徵深處，無神、無真理、無道德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到處揭示著這種符號呈現出來的優越特質、高尚的自我肯定及情欲魅力，一切表露在物品及最微不足道的舉止（那些我們通常視為毫無意義或庸鄙不堪的行為）之中。因此，符號場域將不會透過它的制度面來探求：重點不在於藝術、民間傳說，甚至是「文明」（我們不會將封建日本與現代科技的日本互為對比）。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都市、商店、戲劇、禮儀、庭園、暴力；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幾個動作、幾道菜、幾首詩；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臉孔、眼睛，還有畫筆。這一切，乃是運筆寫下，而非畫下來的。
―羅蘭•巴特
作者介紹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二十世紀最重要思想家之一、法國「新批評」大師。是繼沙特之後，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師，也是蒙田之後，最富才華的散文家。他在符號學、詮釋學、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思想領域，都有傑出的貢獻，與傅柯、李維史陀並稱於世。巴特不僅擅長以其獨特的秀異文章為讀者尋回「閱讀的歡愉」，並將「流行」、「時尚」等大眾語言，融入當代的文化主流，為現代人開啟二十一世紀的認知視窗。他的諸多著作對於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符號學、接受美學、存在主義、詮釋學和解構主義等等皆有極大的影響。一九八○年二月，巴特在穿越法蘭西學院門前的大街時，不幸因意外過世。
詹偉雄
《數位時代》總主筆、《Soul》運動生活誌／《gigs》搖滾生活誌／《短篇小說》雙月刊創刊人
譯者簡介
江灝
輔仁大學法文學士、碩士。現任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室專員，曾任中央廣播電台法語節目主持人。著有《符號帝國增補篇—羅蘭．巴特與艾蜜莉．諾彤眼中之日本及其工作想像》，譯有《楊英風全集》（法文書信）。賜教信箱：winston0509@hotmail.com
目錄
導讀│ 詹偉雄
第一章 那邊
第二章 陌生語言
第三章 無須言語
第四章 湯水與薄切片
第五章 筷子
第六章 沒有中心的食物
第七章 間隙
第八章 柏青哥
第九章 空洞的市中心
第十章 沒有地址
第十一章 車站
第十二章 包裝
第十三章 三種書寫
第十四章 有生命與無生命
第十五章 內心與外表
第十六章 鞠躬
第十七章 打破意義
第十八章 擺脫意義
第十九章 偶發事件
第二十章 這樣
第二十一章 文具店
第二十二章 寫出來的臉孔
第二十三章 百萬人體
第二十四章 眼瞼
第二十五章 書寫暴力
第二十六章 符號小屋
序
文學的挑戰是：這作品如何關注我們、驚嚇我們、充填我們。
文學像是磷，即將死去之際會散發最大光輝。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開著他的紅色金龜車，到巴黎郊外機場迎接同母異父的弟弟與弟媳，他們剛從以色列返國。母親過世後，巴特與弟弟關係更加熱絡，這天晚上，他請夫妻倆吃晚飯，也邀了巴特好友們。
陪同巴特的好友回憶：這些日子他十分苦惱，甚或有點慍怒，因為隔天他要參加一個中午聚餐，由法國社會黨總書記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委託文化圈聞人雅克朗（Jack Mathieu Émile Lang） 所舉辦，目的是邀集巴黎知名知識分子們為密特朗參選法國總統背書；他有點後悔接受邀請，寫作《神話學》的作者當然討厭迎合別人的社交故事去陪笑，更別說有時還得隨聲附和。
晚餐前，他對隔日的午餐之約十分躊躇，為自己卜了一個易經的卦，結果是第二十三卦的剝卦，「那是張全面崩裂的牌，告訴他最好不要外出」，朋友回憶。
但巴特還是準時出席了，當年餐會的其他人都沒留意這位巴黎最慧黠的演說家曾說過什麼話。他早早離開，前往法蘭西學院的辦公室，他的朋友們咸認是剛剛的不開心，使他在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徒步穿越學院路四十四號門前的馬路時，沒看見右方疾駛而來的一輛洗衣店貨車。
他被緊急送到Pitié-Salpêtrière醫院，一個月後，巴特於此辭世，他的最後一份文稿，有關他喜愛的作家斯湯達爾（Stendhal），安靜地躺在桌上，題名：〈一位總是說不出所愛事物的人〉。
三年前引介巴特進入法蘭西學院的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對同僚們的公開悼詞中這麼說：「你們知道，你們選擇了一位罕見地平衡知性與創意的人；你們選擇了—你們都知道的—某個具備矛盾能力的人，他在明瞭事物是何種面貌的同時，就已經運用超凡的創造力發明了它們。他的課，與其說是一場演講，不如說是一種體驗。」
不難想見，傅柯的話語，是叩響著聽眾心中對巴特生前那幾本跨文類著作的驚奇懷念：副題「關於攝影的筆記」，卻瀰漫著憂傷與死亡陰影的抒情論文集《明室》（一九八○）、解構歌德《少年維特煩惱》中的情愛敘事卻加上露骨作者自剖的《戀人絮語》（一九七七）、混淆敘事觀點的訪談自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一九七五）、以警句斷片打破結構且三不五時引入性愛隱喻的文學評論集《文本的愉悅》（一九七三）；或者，更早些，那篇標題駭人的宣言式論文〈作者之死〉（一九六八），從形式上看，確實，這些都是矛盾的作品，也確實，都在告訴讀者某些事物面貌的同時，又重新發明了它們。
然而，聽巴特的一場演講，或者讀巴特的一篇文，開始等同於一種體驗、一場飽含刻骨銘心效果的身體之經驗，應該是從《符號帝國》（一九七○）開始。
在這之前，《寫作的零度》（一九五三）、《歷史學家Michelet與其自身》（一九五四）、《神話學》（一九五七）、《符號學原理》（一九六四）等著作已將巴特帶上了法國知識分子的輝耀舞台（一張由Maurice Henry所畫、刊登於《文學雙週》雜誌的漫畫，就將他和傅柯、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與李維斯陀（Claude Lévi-Strauss）並列，明示著結構主義四重奏的首腦身分），但這些早期的寫作或具備旁觀者的透視冷眼、或組建著一種理性森嚴的演繹體系，「作者巴特」隱而未顯，如果沒有《符號帝國》以為中介，任何人恐難以辨識《符號學原理》與《戀人絮語》的作者會是同一個羅蘭．巴特。
從作品的系譜看，可以合理推斷：如果不是因為車禍，《明室》後的巴特可能會創作出第三種作品星系，也許是他挑戰普魯斯特敘事里程碑的新小說，或者是他基於喪母情懷所寫就的新散文—《明室》即屬此類，由最深的知性與無從救贖的傷痛所造就；但往前逆溯一點，說《符號帝國》是座分水嶺，區隔著前三分之一「分析學者型」的巴特，與三分之二中段「先鋒書寫者」的巴特，當屬準確，光看書的形式就可見一二：從《符號帝國》開始，「斷片」式短文的群舞取代長篇大論（「不連貫至少比扭曲的秩序來得好」），同時書中開始有照片、私人字條、書法、作者的畫作、小器物，為閱讀產生一種抒情的肌理，巴特為圖片書寫的圖說，往往能激起讀者「作者式」的閱讀興味（例如他為自己一張孩時照片所寫：「我開始走路，普魯斯特還活者，剛寫完《追憶逝水年華》」），《戀人絮語》雖無影像，但其標題與引言都明顯地激發影像，召喚想像。
大抵可這麼說：《符號帝國》後的巴特，開始將寫作的主體和客體合而為一，他的「書寫」不僅要講述他想闡明的意旨，也同時就是意旨本身，換言之，當他要告訴讀者：「愉悅」（pleasure）太普通，你應該追求「狂喜」（jouissance）之時，他此刻就必須「寫出狂喜」來。
「我」，你說而且你驕傲於這個詞眼，但是，更偉大的事物—你不願相信的—其實是你的身體，它有巨大的才智，它不說「我」，它執行「我」（performs ‘I’）！
《符號帝國》書寫的對象是日本，包羅著二十六篇短小的散文，對應著巴特一九六六至六八年三次的日本旅行，雖然巴特因旅行而寫作了這本書，但它卻完全不是一本遊記，沒有可供讀者參照的旅行景點探訪，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分析，當然也沒有旅行文學的啟蒙老梗（我∕出發↓失去我∕旅程↓完成新我∕歸來）。巴特在第一篇〈遠方〉中就坦承，他無意去寫一個真實的日本，相反地，是「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在對日本禪的領略裡，巴特體認到書寫就是一種「開悟」（satori），「是一種頗為強烈的震盪，搖撼知識及主體：它創造一種不言之境（an emptiness of language）」，這種脫離西方語言特徵的書寫，掏空了物件的意義，卻反而讓物飽含著單純的魅力，是這種照耀著他的繽紛光華，促使作者嘗試以一種「開悟」的理解，模擬著禪，來書寫他旅次所見的庭園、姿態、房舍、花束、臉孔、暴力。
二十六篇短文，切入的是日本的文化生活，從語言、食物、柏青哥、包裝、手繪地圖、木偶劇、鞠躬、文具、身體、俳句、筷子、身體、市中心到匪夷所思的眼臉、「這樣」（日語So）和車站。
單從閱讀的過程觀察，巴特要求讀者參與的，是一種「作者式」而非「讀者式」的閱讀，《符號帝國》沒有隱約共識的寫作套路、沒有預期中起承轉合的理解階梯，更無結論或啟示，讀者必須化身為作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艱險」地建立起自身的況味。因而，尋常讀者往往會覺得意義不明，即便某些段落具有著淋漓盡致的閱讀快感，但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中文讀者總會問：我讀到了什麼？在讀與非讀之間，我因它而改變了什麼？
時代感總序／李明璁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面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出發原點。
而所有的「出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向。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困局裡？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台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歷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出答案。
這便是「出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系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回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向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裡不斷滾出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表面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累積的議題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這成了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繫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面迎向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向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裡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時代感」系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台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來的重要線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讚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向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出發。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441397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232頁 / 14.8 x 21 x 1.16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如果要我憑想像虛構出一個民族，我可以幫它取個新的名字，宣稱它為小說裡的對象，開創新的卡哈邦（Garabagne）。如此，就不必將真實國度折衷於我的幻想之下（但我在文學符號中所折衷之物，正是這種幻想）。我也可以──我並不想展示或分析任何與現實相關的東西（這是西方論述的主要模式）──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那裡），抽拉出一些特徵（此乃繪圖、語言學術語），透過它們特意創立一個系統。我將稱這個系統為：日本。
因此，在這裡，我們不可將東方與西方視為「現實」，而在雙方的歷史、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貼近或對立。我並非熱切地將目光停駐於東方的某種質素上，東方對我來說無關緊要，它只是單純匯集了某些特徵，由這些特徵所催動的那套互動模式，讓我「沉醉」於一種前所未見、與我國文化大異其趣的符號系統概念之中。在思考東方的時候，最重要的，不是尋找另一種符號、另一種形上玄思、另一種智慧（雖然這種智慧仍讓人滿意），而是追求符號系統正統規範之外可能出現的差異、轉化及革命。有朝一日，也許必須寫就一部關於我們蒙昧無知的歷史，揭露西方文化中無以復加的自戀心態，同時檢視一下幾世紀以來偶聞的那些呼求差異的聲音，以及必然隨之而來的理念回歸。也就是說：我們總是透過已知的語言描寫印象，迎合對亞洲文化的無知態度（伏爾泰〔Voltaire〕筆下的東方、《亞洲雜誌》〔Revue Asiatique〕中的東方、羅狄〔Pierre Loti〕筆下的東方或《法國航空》〔Air France〕中的東方）。時至今日，毫無疑問，還有成千上百的東方事物有待了解：從現在起直到未來，在東方文化的知識面仍須費很大一番功夫（對東方認知落後乃是意識形態封閉的結果）；如果撇開東洋文化中其他隱晦的龐大區塊不談（資本主義日本、美國文化滲入、科技發展），還得利用一線微小光芒去探求符號系統的歧異，而不是找尋新符號。這樣的歧異無法在文化產物的層面顯現：此處所談，與藝術、日本的都市規畫、日本人的飲食毫無關聯（至少我們希望如此）。無論如何，作者從未拍攝過日本。
過去我們說起安史之亂，那故事都是這樣的：安祿山是一個沒什麼背景的胡人，唐玄宗特別喜歡他，提拔他做了高官。唐玄宗執政後期，沉溺於享樂，不理朝政，使野心勃勃的安祿山有機可乘。最後安祿山恩將仇報，發動了叛亂。 這個故事乍看上去沒什麼，但我們仔細想想，其實有不少問題。唐玄宗為什麼要重用安祿山這個胡人呢？難道只是因為喜歡他嗎？安祿山又為什麼敢於造反呢？中國歷史上的大規模叛亂，要麼發生在王朝早期，立足未穩之際，要麼發生在王朝晚期，國力衰落之時。安史之亂爆發的時間點卻很奇怪，當時唐朝剛剛經歷了開元盛世，照理說正處於國力強盛時期，安祿山哪來的勝算呢？而且，安史之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安祿山起兵的時候，打出的旗號是「奉旨討伐逆賊楊國忠」。楊國忠我們都知道，那是楊貴妃的哥哥。安祿山造反，跟楊國忠又有什麼關係呢？ 下面我就從三個方面給你說一下 安祿山的發跡崛起於唐朝的擴張政策 ... 安祿山本來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後來卻成為守衛唐朝北部邊疆的重要統帥。他究竟是怎樣崛起的呢？這是因為唐朝的對外擴張，導致國家財政開始以效率為導向。這和安祿山的崛起又有什麼關係呢？下面我就帶你一起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外擴張導致行政系統追求效率，這一點聽上去不難理解。打仗嘛，當然要講效率。具體到唐朝，這一點又是怎麼體現出來的呢？首先是軍事制度。唐朝前期，實行的是府兵制。這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全國各地設有600多個軍府，每個軍府管轄府兵一千人左右。府兵不用繳納稅賦，平時務農，農閒的時候參加軍事訓練。一旦遇上戰事，府兵就要上陣打仗。府兵的武器和馬匹等全部自理，但他們可以參與戰利品的分配。 府兵制大大節省了軍事開支，也是支撐唐代前期戰爭的重要制度。但府兵制後來漸漸衰落，到了唐玄宗時期就被正式廢除了。這是為什麼呢？這就要說到唐代的對外擴張了。從唐朝建立到唐玄宗時期，唐朝一直在擴張。擴張就意味著前線離軍府越來越遠，府兵奔赴前線的成本越來越高，他們漸漸支付不起這個費用了。而且，府兵在戰爭打完以後，還得回到所屬的軍府。這一來一回，路上實在是太折騰了。你可能會問了，那唐朝為什麼不在前線附近設置新的軍府呢？這是因為府兵制的基礎是土地。唐朝的前線都已經深入草原和西域了，當地根本沒那麼多土地。到了唐玄宗時期，府兵制的問題就更為明顯了。唐玄宗特別熱衷於對外擴張，杜甫有一首詩叫《兵車行》，裡面有兩句「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意思是說，邊境都打得血流成河了，唐玄宗卻還想著開疆擴土。頻繁的對外擴張，導致府兵們再也無力支付戰爭的費用。加上當時的土地兼并又很嚴重，很多府兵的土地都被富人買走了，他們只有紛紛逃亡。於是宰相李林甫上了一份重要的奏摺，說各地軍府已經沒有府兵可供徵調了，乾脆把府兵制停了算了。唐玄宗準奏，府兵制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 玄宗前期的唐朝疆域 所謂募兵制，就是國家按期發軍餉，招老百姓當兵打仗。老百姓參軍入伍以後，就成為職業軍人，長期當兵，不用務農，戰鬥力很強。募兵制不用土地做依託，招來的士兵可以長期駐守邊疆。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但安史之亂的禍根就這樣埋下了，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募兵制有很多好處，但也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容易導致軍閥的出現。我們可以拿府兵制來對比一下。府兵制下有一條規定，戰爭結束以後要「兵歸於府，將歸於朝」，就是士兵回到軍府，將領回到朝廷。這樣士兵和將領只在打仗的時候會聚在一起，將領很難把士兵變成自己的私人軍隊。但在募兵制下，士兵都是職業軍人，和將領朝夕相處。時間一長，帶兵將領就容易變成軍閥。而且，為了保證邊境士兵的生活，唐玄宗還在邊境劃出一些地區，專供軍隊和他們的家屬居住。這些地區就是所謂的「藩鎮」，藩鎮的統帥就被稱作「節度使」。 更要命的是，唐玄宗為了確保對外戰爭的勝利，又改變了財政體制。你想啊，募兵制需要定期給士兵發軍餉，但當時的金融技術比較落後，由中央政府先把錢收上來，再給藩鎮發軍餉，這樣效率太低。於是唐玄宗就說，不用這麼麻煩，以後藩鎮可以自行掌管地方財政，你們自己收錢，自己花。這樣做確實提高了效率，藩鎮不用再擔心軍餉的發放，但弊端也很嚴重，藩鎮手上又有兵，又有錢，很容易形成割據勢力。不過，在唐玄宗看來，效率是第一位的，而且他相信自己可以用政治手腕鎮住這些藩鎮。可惜事態的發展超出了他的預料。這是後話，我們一會再講。我先帶你看看，剛才說的這些事，和安祿山的崛起有什麼聯繫？ 唐玄宗在位時期，一共設立了九個節度使，其中河北地區就占了兩個。這裡說的河北地區，是指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這兩個節度使，一個叫范陽節度使，范陽就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帶。還有一個叫平盧節度使，位於今天的遼寧省和河北省交界地帶。安祿山擔任過的第一個高級職位，就是平盧節度使。這個美差為什麼會落在安祿山頭上呢？ 這是因為當時河北的民族形勢很複雜，陳寅恪先生稱之為「河北胡化」，就是河北變成了遊牧部族的聚居地。河北地區的居民本來以漢人為主，但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東突厥滅亡，突厥人以及大批依附突厥的部族向唐朝投降。唐玄宗對他們實行懷柔政策，把他們就近安置在河北地區。於是只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河北地區就成為這些遊牧部族的定居地。 河北地區住著這麼多遊牧部族，派一個漢人去當節度使，他不了解當地的民情，連少數民族的語言都不懂，交流都困難，更別說領兵打仗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安祿山登上了歷史舞臺。我先給你簡單介紹一下安祿山的生平。安祿山出生於營州，也就是今天遼寧和河北的交界地區。他的母親是一位突厥族的女巫，沒結婚就生了兒子。一些歷史學家考證說，安祿山的父親可能是中亞地區的粟特人。安祿山原本沒有姓，他的母親聲稱自己曾向突厥的戰神扎犖山祈禱，才生下了他，所以就給兒子起名為扎犖山。後來安祿山的母親嫁給一個姓安的人，安祿山就姓了安，改名為「祿山」，這在突厥語中是「光明」的意思。 安祿山是混血兒，長期生活在多民族雜處的河北地區，具有跨文化背景。據說他精通六門語言。長大成人以後，安祿山在營州給過往客商當翻譯，做中介，勉強維持生活。這段經歷使安祿山見了更多世面，也讓他獲得了揣摩人心的本領。 ... 安祿山人生中的第一位貴人，是當時駐守河北的名將張守珪。安祿山有一次偷張守珪家裡的羊，被抓住了，張守珪就讓人打死他。眼看棍棒就要落下來了，安祿山大喊大叫：「你們不是要消滅契丹嗎！為什麼要打死我這樣的壯士！」張守珪聽了覺得很詫異，就仔細打量安祿山，見他孔武有力，就起了惻隱之心。於是下令釋放安祿山，留在自己跟前做事。安祿山如魚得水，發揮特長，立下不少功勞，被張守珪收為義子。有一次張守珪派安祿山作為代表，去長安遞交文件。安祿山因此見到了唐玄宗，他因為特別會來事，給唐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只要唐玄宗派人去幽州視察，安祿山就會極力賄賂和巴結。使者回去之後，就總會在唐玄宗面前為安祿山說好話。於是，安祿山一路官運亨通。到了開元二十九年，他已經升到了平盧節度使，平盧的核心區域就是安祿山的故鄉營州。 ... 你看，唐玄宗為了對外擴張，致力於提高行政系統的效率，結果卻導致了安祿山的崛起。安祿山獲得重用，不僅因為他會巴結上司，更因為他恰好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適當的地方。唐玄宗在胡化嚴重的河北地區設立了藩鎮，一直想找熟悉當地形勢的人來做藩鎮長官。安祿山精通六種語言，還曾立下戰功，可以說是最合適的人選。而且，安祿山看上去還很忠誠，經常一副憨態可掬的樣子。有一次他見到太子，卻不行禮。旁邊的人說快行禮，安祿山卻裝傻充愣，說太子是什麼官？我只知道有皇上。唐玄宗聽說了這件事，對安祿山就更加推心置腹了，後來安祿山甚至還給小他十六歲的楊貴妃當了養子。 ... 唐玄宗的對外擴張給唐朝的行政系統帶來了變革，這為安祿山的崛起提供了機會。唐朝的對外擴張還造成了另一個後果，利益集團對軍權的爭奪，這又進一步推動了安祿山的坐大，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下面我就帶你看看其中的玄機。 出將入相的唐朝制度讓安祿山做大 安祿山被唐玄宗封為平盧節度使。請注意，如果他只擁有平盧這麼一個藩鎮，是斷然沒有實力造反的。到了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安祿山已經身兼平盧、范陽和河東三個藩鎮的節度使了。有了這三鎮的兵力，安祿山才有了造反的底氣。安祿山的坐大，都要歸功於一個人的支持：宰相李林甫。說起李林甫，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一個成語：「口蜜腹劍」，嘴上跟抹了蜜似的，暗地裡卻心狠手辣。這個成語出自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對李林甫的評價。其實，李林甫的人品怎麼樣先放在一邊，他的政治才能還是可圈可點的。記錄唐朝歷史的《舊唐書》就讚揚他做事謹慎，很有章法。但就是這麼一個謹慎的人，把安祿山往叛亂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這是怎麼回事呢？ ... 這就要說到唐朝的一項制度，叫作「出將入相」。唐朝前期熱衷於對外擴張，於是規定，文官可以去擔任武將，立下卓越戰功的高級將領，又可以入朝擔任宰相。比如開元年間的名臣張嘉貞，最初是通過科舉考試當上的官，後來曾在邊境統率軍隊，再後來又回到朝廷，擔任宰相。出將入相的制度保證了文官和武將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和後來宋朝的「重文輕武」大不相同。但李林甫打破了這項規矩。他對唐玄宗說，應該多用那些寒門出身的人和胡人擔任武將。寒門沒有政治背景，不會內外勾結。胡人作戰比較勇猛，能打勝仗。唐玄宗採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唐朝湧現了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名將，比如高句麗人高仙芝，以及突厥人哥舒翰。 ... 關於李林甫的這個建議，很多人都認為他有私心。武將立下戰功就可能成為宰相，唐玄宗又那麼熱衷於對外擴張，在戰爭中立功的機會當然很多，這在李林甫看來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於是李林甫要求任用寒門子弟和胡人為將。寒門子弟沒背景，缺乏競爭力。胡人文化水平低，不太可能當宰相。所以，李林甫建議用寒門和胡人為將，顯然是出於個人的權力欲。 這種說法很有道理，不過政治家的個人目標和政治目標往往是相互混雜的。李林甫的這個建議，也是為了制止利益集團對軍權的爭奪。 唐代雖然實行了科舉制度，但士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士族通過聯姻和政治交換，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通過之前的「出將入相」制度，又有機會染指軍權。而且唐玄宗實行募兵制以後，不止在河北地區，還陸續在全國軍事要地設置了節度使。這時一些士族官員就會既在中央任職，又兼任地方節度使，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勢力。比如四川地區挨著雲南地區的南詔政權，唐玄宗就在這裡設置了「劍南節度使」，劍南就是劍閣以南的四川地區，今天四川不是還有一款名酒叫「劍南春」嘛。當時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出身著名士族弘農楊氏，又是唐玄宗的小舅子，在朝廷上擁有相當的勢力。他就一邊在朝廷里做官，一邊兼任「劍南節度使」，發展自己的勢力。這種現象導致唐朝軍隊內部各種勢力盤根錯節，李林甫下決心改變這一現象。這和他的身份也有關係，李林甫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唐朝的宗室，他的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淵的堂弟。所以相對於那些各懷鬼胎的士族，李林甫的個人追求和唐朝的國家利益更具有一致性。 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對於李林甫的那個建議，就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寒門子弟不牽扯利益集團，胡人又頭腦簡單，讓他們擔任將領，軍隊內部的關係會簡單得多。所以，李林甫看安祿山也覺得特別順眼。你看這小子，濃眉大眼，憨態可掬，毫無背景，大頭兵出身，一路摸爬滾打，靠軍功走上來，應該特別好控制吧？於是，在李林甫的庇護下，安祿山官運亨通。正是在李林甫擔任宰相期間，安祿山從平盧節度使，發展為身兼平盧、范陽和河東三個藩鎮的節度使。平盧前面已經說了，遼寧省西部一帶。范陽呢，就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帶。河東節度使，管的主要是今天的山西省一帶，核心區域就在今天太原市附近。安祿山身兼這三個地方的節度使，等於整個華北邊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 當然，對於安祿山，李林甫也不是毫無防備。為了制服安祿山，李林甫是用了心思的。安祿山原本對李林甫不大恭敬，後來他被任命為御史大夫，按規矩要進宮朝見皇帝。李林甫就故意安排安祿山和同為御史大夫的王鉷一起進宮。安祿山和王鉷之前就認識，他覺得王鉷很有水平，對他很尊敬。進宮以後，李林甫嚴肅地召喚王鉷上前行禮，王鉷趕緊踩著小碎步走上去，彎腰作揖，非常恭敬。安祿山見王鉷這麼害怕李林甫，心裡也很恐懼，也趕緊跟著彎腰了。後來，李林甫經常約安祿山談工作。每次交談的時候，李林甫總能摸準安祿山的心思，安祿山以為李林甫是神仙，對李林甫就更加敬畏。有一年冬天，安祿山在和李林甫交談的時候，緊張得汗流浹背。李林甫看見了，就好言寬慰他，還把自己的袍子脫下來披在他身上。安祿山回到駐地以後，仍然很害怕李林甫。他經常派一個親信去長安打聽消息。每次親信回來的時候，安祿山就會問：「李林甫說了些什麼？」如果李林甫說的是好話，安祿山就會高興得跳起來。如果李林甫對安祿山有所責備，安祿山就會愁眉不展，自言自語：「哎呀，我死定了。」 李林甫雖然很有手腕，但他仍然造成了一個無可挽回的事實，那就是安祿山的進一步坐大。這背後的原因，是唐朝的對外擴張導致了利益集團對軍權的爭奪，李林甫為了制止這種爭奪，重用了外表老實的安祿山。安祿山從一個藩鎮的節度使，發展為控制三個藩鎮的地方軍閥。你可能要問了，控制了三個藩鎮，難道就能對抗中央政府了嗎？確實如此。安史之亂爆發前夕，安祿山手上擁有18萬久經沙場的雄兵，而堂堂的大唐朝廷，手上的士兵只有8萬不到。而且，當時朝廷的威信也有所下降，老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安祿山才有了造反的膽量。唐朝中央政府實力和威信的下降，也是對外擴張導致的結果。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下面我就帶你一探究竟。 第三部分 唐玄宗為了對外擴張的需要，把大多數軍隊都放在邊境，這就造成了軍事布局上的「外重內輕」局面。邊境地區兵力很多，中央政府的兵力卻很少。唐玄宗在位後期，邊境地區的軍隊總共達到了49萬人，而中央政府的軍隊只有13萬多。李林甫去世以後，楊國忠接任宰相之位。在他手上，中央軍又敗掉了一半，這是因為他發動了攻打南詔的戰爭。《舊唐書》里說，楊國忠這個人不學無術，品行也很差，家族中的人都很鄙視他。甚至連安祿山都看不起楊國忠。楊國忠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對安祿山說，你是個文盲，還看不起我，咱倆明明是一路人啊。安祿山覺得這個玩笑很低級，就更討厭楊國忠了。安祿山尚且如此，那些士大夫們怎樣看待楊國忠，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時，楊國忠就急於做出一點成就，樹立自己的威望。 楊國忠做了什麼呢？他知道唐玄宗熱衷於擴張，推崇軍功，於是就想，我要有了戰功，不就能站穩腳跟了嗎？好，那去打誰呢？北方的遊牧民族都太兇悍了，惹不起。南方倒是有一個理想的目標，那就是南詔。南詔位於今天的雲南地區，是漢人和當地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楊國忠覺得這是個軟柿子，可以捏一捏。其實，早在他就任宰相的前一年，為了給自己樹立權威，他就派軍隊打過一次南詔。結果士兵們深入雲南，水土不服，反被南詔打得大敗。楊國忠認為這是上次兵力不夠，決定這次準備好了再上。於是，楊國忠就派人在長安、洛陽、河南、河北一帶募兵。老百姓聽說要去雲南打仗，都不願意去，於是楊國忠就下令抓壯丁，強征百姓當兵。 ... 楊國忠像 唐朝後期的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詩叫《新豐折臂翁》，說的就是這件事。詩里說，陝西新豐縣有一位八十八歲的老翁，斷了一條胳膊。有人問他，你的胳膊是怎麼斷的呀？他說，當年宰相楊國忠要徵兵打南詔。徵兵的命令一到，老百姓都哭成一片。聽說南詔那裡有一條河叫瀘水，河裡有瘴氣，士兵渡河的時候很多會死在水裡。我那年二十四歲，正好是應徵入伍的年齡。那怎麼辦呢？我就趁夜深人靜的時候，用一塊大石頭砸斷了自己的一條胳膊。徵兵的人一來，見我拉不開弓，舉不了旗，就免了我的兵役。從此這條斷掉的胳膊每到陰雨天就疼，疼得我整宿睡不著覺。不過我還是不後悔，我畢竟保住了一條命，不然我恐怕早就變成瀘水中的一堆骨頭了。白居易最後借這位老人之口寫道：「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意思是說，唐玄宗在位前期的宰相宋璟，不肯獎賞軍功，是為了防止窮兵黷武。唐玄宗在位後期的宰相楊國忠，想要討好皇帝，就拚命追求軍功，搞得民怨沸騰。更嚴重的是，楊國忠這次攻打南詔仍然大敗而回，七萬大軍在南詔國都太和城外全軍覆沒。這次大敗透支了唐朝的國力，也使朝廷威信掃地，老百姓怨聲載道。 就在這個時候，北邊的安祿山正在冷眼旁觀局勢的變化。下面我們切換到安祿山的視角，還原他當年面臨的情況。安祿山已經身兼三鎮節度使，手下至少有18萬久經沙場的雄兵。同時，升官的希望已經沒有了，出將入相的路早就被李林甫切斷了。唐玄宗曾想過恢復出將入相，召安祿山入朝做宰相，結果被楊國忠勸阻，最後收回成命，於是安祿山和楊國忠的矛盾就更深了。楊國忠決定先下手為強，想出一條毒計。他對唐玄宗說，安祿山想造反，不信你召他入京。他要敢來，說明沒問題。他要不敢來，那就是做賊心虛，咱們就派兵把他拿下。楊國忠覺得安祿山不敢來，安祿山猶豫再三，居然來了，還向唐玄宗哭訴楊國忠誣告自己。楊國忠很尷尬，就在安祿山回去以後，把安祿山在長安的府邸給抄了。你看，兩人的關係已經是不共戴天了。 ... 總之，安祿山面臨的是這種情況：自己手上的兵力比朝廷還多，朝廷還剛剛經歷了大敗，實力下滑，威信掃地。同時自己的上升空間已經沒有了，政敵楊國忠還對自己步步緊逼。造反風險很小，收益很大。如果你是安祿山，你怎麼選？於是，就在楊國忠兵敗南詔以後的第二年，安祿山打出「奉旨討伐逆賊楊國忠」的旗號，發動了叛亂。總之，唐朝對外擴張造成朝廷的實力和威信下降，這刺激了安祿山的野心，於是最終引發了安史之亂。 總結 下面總結一下今天的知識點： 第一，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唐朝的對外擴張。擴張導致唐朝的行政系統開始以效率為導向，府兵制被募兵製取代，產生了滋生軍閥的土壤。國家在邊境設置了藩鎮，藩鎮又享有獨立的財政權，於是尾大不掉。安祿山就是以藩鎮統帥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他擁有跨文化背景，這在多民族雜處的河北地區很有優勢。於是，安祿山被唐玄宗任命為平盧節度使，開始了崛起之路。 第二，唐朝的對外擴張還導致了利益集團對軍權的爭奪。唐朝實行「出將入相」的制度，文官和武將之間可以相互轉化，這導致軍隊內部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宰相李林甫決定改變這一現象，就讓缺乏背景的寒門子弟和沒有文化的胡人擔任將領，這又給了安祿山坐大的機會。正是在這一時期，安祿山從平盧節度使，發展為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實力大增。 第三，唐朝的對外擴張又導致了朝廷實力下降和威信掃地。唐玄宗為了方便對外擴張，把軍隊都放在邊境，造成了軍事上外重內輕的局面。楊國忠攻打南詔大敗而回，進一步降低了朝廷的實力和威信。這刺激了安祿山的野心，於是引發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之久，使唐朝大傷元氣，對後世也影響深遠。宋朝吸取唐朝的教訓，重視對武將和軍隊的控制，甚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唐朝中期以後在軍事上「外重內輕」，而宋朝卻是「內重外輕」，皇帝直接掌握的禁軍數量龐大，邊境上的守軍卻相對較少。這造成了宋朝對外的軟弱，也是安史之亂帶來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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